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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年聶華苓先生光臨寒舍 ── 暢談「三生三世」

那年聶華苓先生光臨寒舍 ── 暢談「三生三世」

作者二○○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與聶華苓先生(右一)合影。圖/孫博

文/孫博

金秋楓葉紅似火,突然傳來「文壇慈母」聶華苓先生千古的噩耗。她老人家走完了即將滿百歲的傳奇人生,為世界文壇留下了寶貴的遺產。沉痛懷念之際,思緒也將我拉回到二○○三年的年底。

那年耶誕節前夕,我接到多倫多大學東亞系吳小燕博士的電話,她說聶先生即將抵達多倫多,在大女兒王曉薇家裡過耶誕節。王教授也在多大東亞系任職,其夫婿陸柏赫是德國駐多倫多的總領事。那時,我甫上任加拿大中國筆會的會長,文壇大咖駕到,千載難逢,馬上請吳博士穿針引線,敬邀聶先生與會員見面,暢談文學。

耶誕節翌日,聶先生冒寒光臨寒舍,頓時蓬蓽生輝。她脫了黑毛大衣,露出刺眼的紅衣,顯得格外精神,根本看不出年近八旬。我首先向她道歉,由於時間倉促,再加上節假日,一時難以找到合適的場地,她說按照西方人的習慣,家裡見面是最高的禮遇。簡單的一句話,使我的心中大石終於落地,也拉近了彼此的距離。

那天來了三十多位會員,有的人特地從一百公里之外的城市趕來。一打開文學的話匣子,聶先生滔滔不絕起來。從《千山外,水長流》到《失去的金鈴子》,從《葛藤》到《桑青與桃紅》,她的作品中有太多時代感的冷峻,映現出近代中國的滄海桑田。

作為一個畢生鍾愛文學,人生歷經大時代的變遷,最後被厚實的愛情所包裹的女性,那天展現出非常感性的一面。她說因為對人有興趣才走上文學之路,當她寫第一部小說的時候,寶島正處於白色恐怖時期,人性被扭曲,人格被分裂,而當時唯有透過文學藝術的形式才可把心中的所想爆發出來。她認為作家就是在研究人及人的處境,這也是她剛剛完稿的自傳《三生三世》的主題。該書次年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、台灣皇冠出版社分別推出簡、繁體字版本。

自傳記述了她從中國大陸至台灣,再到美國的生活體驗。這三個地方對她而言是三種完全不同的人生和世界,在大陸,她度過童年與青年時代,嘗盡戰亂與逃亡;一九四九年她到了台灣,在壓抑與抗爭的交織中開始文學生涯;一九六四年來到美國後,她品味了文學與愛情的甘美,直到一九九一年心上人離世。

對於聶先生來說,與美國著名詩人安格爾的相遇、相愛是她人生小說中最美的一章。事實上在與安格爾一起的日子,也是聶先生文學生涯的豐收時期,她不僅寫了大量小說、散文等作品,一九六七年還與安格爾一起創辦了令世界眾多作家受益匪淺的「國際創作計畫」,透過「愛荷華作家工作坊」集結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,以期促成創造性寫作,例如中國的莫言、王安憶、殘雪、蘇童、余華等人,台灣的瘂弦、王禎和、商禽、陳映真、向陽、楊青矗、吳晟等人,甚或是日本的芥川賞得主柴崎友香、土耳其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罕·帕慕克等等,形成龐大的文學促進網絡,已有七十多個國家、超過千位作家,包括一百多名華文作家,因此計畫能與世界各地作家交流,對國際文化交流貢獻卓著,由此她被眾多作家譽為「文壇永遠的母親」、「世界文學組織之母」等稱呼,感念其對文學的努力與奉獻。

那日我提問聶先生哪一部作品是她的最愛,她說最喜歡《桑青與桃紅》,因為這部長篇小說中有她自己的影子,該書光中文版就有六個,並已翻譯成多種文字版本。她對文學的態度是保持純真,稱自己早年的作品還有些浮華詞藻,但後來鉛華洗盡,語言就像一杯過濾後的水。

「我一九六四年從台灣到愛荷華,已經出版了七本書。繼續中文寫作呢?還是用英文寫作?猶豫不決,非常困擾。幾年寫不出一個字。終於在一九七○年,我在書桌前坐下,拿起筆,在方格子紙上,寫出五個字:桑青與桃紅。我就那樣子寂寞地,孤獨地,寫下去了。我的母語就是我的根,是我可以抓得住的根。」長年在海外從事文學創作,聶先生深知離開了故鄉土地的華文創作之不易。不過,她還是鼓勵年輕一代的多倫多文學愛好者,堅持用中文不斷地寫作。她笑著說寫作是一件很美的事,而做一個作家更是一種人生的榮譽。

聶先生年輕時曾抱怨過現實對她的不公,但是到了後來,她覺得不同的人生是最寶貴的財富。也因此,她已經把自己的心「放在了這三個地方」。在《三生三世》的序言中,聶先生以四句話概括自己的一生:「我是一棵樹,根在中國,幹在台灣,枝葉在美國。」

這四句名言,也是她那日揮毫留給加中筆會的題詞。如今先生已駕鶴西去,與安格爾分別三十三年後在九泉之下相會。看罷我當年與聶先生的合影,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歷歷在目,彷彿又聽到了她那爽朗的笑聲。

17 12 202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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