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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／黃靖雅
仇恨有多大，障蔽就有多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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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有個極為知名的故事。唐懿宗一朝名重當世的悟達國師，在聲譽登峰造極之際突然在膝蓋長出人面瘡。罕見的寄生體不但肖似人面，五官俱全，甚至可以開口飲食。怪誕只是其一，讓患者更為痛苦的是難以忍受的巨痛。
懿宗不愧為悟達國師的頭號粉絲。此前悟達國師講經，懿宗動用國家資源莊嚴講壇；國師開講，他更不惜紆尊降貴，甘心坐在席下專心聽講。此刻眼見國師罹患怪病，懿宗沒往業力追討之類設想，依舊不離不棄，下令頂級御醫著力調理。
可惜人間醫療無濟於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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悟達在無可如何之際，驀然想起年少未顯時在京師有過一段奇遇。他悉心照料的癩痢病僧在臨別之際曾經語重心長地交代了一段話：日後若不幸蒙難，可以到四川九隴山相尋。
幾經跋涉，悟達如願見到多年不見的病僧。病僧不僅已全然脫去舊時纏綿的宿疾，更且顯現令人仰望的丰采。佇立佛庭靜候悟達的僧人，顯然洞悉悟達的來意，很快指示翌日一早即可到溪畔解決。
第二天一早，依僧人指示，迫不及待趕往小溪準備掬水「洗去」人面瘡的悟達，終於從人面瘡口中弄清兩人宿世因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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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人在漢朝時俱是赫赫有名的大臣。悟達即袁盎，人面瘡則為晁錯。七國之亂起，以誅殺賊臣晁錯為名，袁盎遂藉機奏請漢景帝斬殺晁錯以弭亂。
晁錯的人頭落了地，可七國之亂繼續。枉死的晁錯固然不能復生，可從此緊追不捨。
史載晁錯死於漢景帝三年，即公元前一五四年。唐懿宗在位是公元八五九─八七三年。晁錯一路尾隨袁盎，從西漢盛世到王莽竄漢，再到東漢、三國、兩晉，跨越短命的隋朝到大唐盛世，再到盛唐的尾聲。苦苦追隨，千年不止，因為晁錯始終無法得手。而晁錯下手無處，肇因於袁盎十世俱為戒律精嚴的高僧，有戒神守護。
晁錯此生得以化作人面瘡，讓悟達痛得死去活來，還得感謝唐懿宗及大批信眾的忠心擁戴。悟達被捧得飄飄然的當口，很難不生出貢高我慢的根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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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樁前後歷時千年的大恨，終於因為化裝為病僧的迦諾迦尊者調解而化消。
晁錯解恨而去。悟達亦因此大悟，徹底拋卻京師繁華，就地在四川九隴山開闢道場。
《三昧水懺》既是悟達由衷懺悔的示現，也從側面坐實了戒律護身的大益與我慢的潛在危害。
這可以視作佛教角度的解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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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若從史籍出發，細觀兩人生平，又當如何解讀？
「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。」
晁錯以忠於大漢社稷，倡議削藩，反遭冤殺。不僅當世，即連後世為之唏噓者亦不知凡幾。蘇東坡在翻案名篇〈晁錯論〉對此卻有另類看法：晁錯之死，實是咎由自取。
晁錯倡議削藩，從文帝在位一路堅持到景帝即位，終於如願。諸侯封地受削，吳王劉濞帶頭作亂。吳楚叛亂，打的旗號正是討伐賊臣晁錯。
烽火從東方沸沸揚揚燃起，試問晁錯如何因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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晁錯屏退眾人──這其實也是他奏事的一貫風格──與向來對他信任有加的景帝研商大計。晁錯出謀劃策，建議景帝御駕親征，晁錯本人則留守京都作為後衛。對此，東坡如此評論：
錯不於此時捐其身，為天下當（筆者按，同「擋」）大難之衝，而制吳、楚之命，乃為自全之計，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……己為難首，擇其至安，而遺天子以其至危……當此之時，雖無袁盎，錯亦不免於禍。
天下本無事，蓄意挑起戰端的是晁錯，等到禍患現形，晁錯自己選擇退守防線，把天子拱到前線，安危之懸殊可想而知。景帝只要頭腦清醒，斷難接受晁錯的提議。就人情而言，不是晁錯為難景帝在先，憑藉晁錯從景帝為太子就備受寵信的背景，景帝怎麼可能聽進袁盎的讒言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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晁錯一心銜恨，認定是袁盎一席奸言害死了他，對下令執行死刑命令的景帝似乎無計於心。設若晁錯死後有知，當知冤死的不只是他。大將周亞夫即使有平定七國之亂的大功，最後也因為景帝懷疑他有死後造反的可能下獄，因此絕食而死。晁錯就算躲過袁盎的讒言，成功削藩之後，會不會步上周亞夫的後塵？本是未定之天。
漢景帝從來不是晁錯一廂情願設定的「明君」。寫作《史記》的司馬遷史識再卓越，膽識再高，充其量也只能寫「酷吏」列傳，不敢專為「酷君」立傳，否則景帝必然有分。晁錯放過景帝，專打袁盎，打個不倫不類的比喻，倒像男友劈腿，不怪男友花心，卻把矛頭指向「引誘」男友的情敵。二十世紀末喧騰一時的清華大學情殺案，正是此一典型。明明是男子用情不專，毀屍的王水對付的卻是已成對手的閨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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冤有頭，債有主。晁錯的錯，不僅錯在錯認元凶，還在「明於責人，昧於責己」的通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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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公忠，晁錯與袁盎大抵都算忠臣；論私誼，兩人向來不合，王不見王早已是滿朝皆知的事實。設若兩人稍有風度一點，釐清公私的分際，結局可能會更美滿一點。
漢景帝即位，在文帝朝並不得志的晁錯一出任御史大夫，立刻彈劾袁盎，認定袁盎出任吳相時收受吳王財物，劾定有罪。袁盎被罷職，貶為平民百姓還是景帝特赦的優惠。
等到吳、楚叛亂的消息傳出，權傾一時的晁錯第一個想頭還是如何對付袁盎。他的推估：袁盎曾為吳相，吳王作亂，袁盎必然知情。參與叛亂當然是死罪一條。幸而晁錯手下的參謀並不同意他的自由心證：叛軍已傾巢而出，整治袁盎無濟於事；再說，袁盎完全沒有與亂的充分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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晁錯有意陷害袁盎，連身邊的幕僚都不認可，但此一消息卻不逕而走。
晁錯的殺機引動袁盎積極自保。袁盎託大將竇嬰引進連夜進宮，一番慷慨陳辭，景帝點頭。
最後死在斷頭台上的是晁錯。
司馬遷對晁錯之死曾有斷語：「諸侯發難，不急匡救，欲報私讎，反以亡軀。」立論不及後世的蘇東坡那般尖銳，但對晁錯之死，顯然也不認定晁錯個人可以完全推卸責任。可惜當事人顯然不這麼想。《史記．袁盎晁錯列傳》提及晁錯死後，袁盎家中「多怪」，源自何處？司馬遷未作交代。如果將之與《水懺》的故事聯結，不難指向晁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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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懷大恨的晁錯死後緊追不捨，他恨袁盎害他冤死，這是就「結果」立論。就史冊所載，不是袁盎害死他，就是他害死袁盎。不論是幸或不幸，他終未得逞。可這個因果，在十世苦苦追討的歷程裡，恐怕從來不曾出現在晁錯的思維。
我們也無從得知，晁錯在一心追討仇家的過程，有沒有極其短暫的時刻，突然回想起老父的悲聲。
他倡議削藩，引起朝臣議論紛紛之際，老父曾經專程來到京城，對著手握大權的親兒以譏諷的口吻稱他為「公」，責備他離間皇室骨肉，引來怨聲載道。晁錯不以為意，坦然答道：「不如此，天子不尊，宗廟不安。」
老父無奈，對著晁錯慨嘆：「劉氏安矣，而晁氏危矣。」
晁父不是危言聳聽，純粹只是出言恫嚇。預知悲慘下場的晁父一回到老家就選擇自殺，了結自家性命。
含恨離世的晁父沒能看到悲劇在現實發生，實際的結果卻一如他的預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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晁錯曾被景帝譽為「智囊」，委以大權，倚重有加。晁錯的「智慧」，讓他預見放任諸侯壯大將危及漢家天下的結果。等到大難臨頭，他覷得先機，想藉機剷除宿敵袁盎，結果反為袁盎先發制人。就算袁盎無此一著，晁錯也不把漢景帝推上前線，朝中明明有精於軍事的大將周亞夫，足以弭平亂事，晁錯似乎也無意把這個大任交付。個中奧妙，大概只有晁錯心知肚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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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坡在〈晁錯論〉篇末雖然也以「奸臣」兩字指稱袁盎，但對晁錯仍有公允的評論：「己欲求其名，安所逃其患？」
既然有意招攬忠於社稷的美名，對於後續的大禍，恐怕就只能接受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結果。
「錯之所以自全者，乃其所以自禍歟！」仍然出自東坡的觀點。可惜晁錯終其生前死後上千年的光陰，從不曾以此視角省視自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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晁錯是特例嗎？不，「明於責人，昧於責己」是普遍人性，晁錯只是任令此一通病展現無遺。
冤冤相報何時了？聽來老套，可陷溺在怨海的苦主，浮沉之際，不知能否捫心自問：自己果然是全然無辜的那一方？
釐清了責任所在，這不共戴天的大恨，就可以輕鬆放下了吧？♣
